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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身学的现代价值

      人类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态度,是文明发展各个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人类每次思想解放,都首先开始并最终落实于身体的解放。有关身体及其与心灵关系的认知和观念上的突破,贯穿于社会的进化历程。李约瑟指出:“道教的身体不朽并非奇特幻想,而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信念。它再好不过地表明中国思想有机特性的一个侧面,而没有遭受欧洲那种典型的神经分裂症:一方面脱离不了机械唯物论,另一方面又脱离不了神学的唯灵论。”1道家、道教的身、心、灵和合一体观念的高明智慧,恰是对治心物及身心二元分裂的时代难题的良方,因此首先引起了国外科学界、思想界的关注。身体现象学日益成为国际显学,近十来年身体哲学由港台传入大陆,并逐渐成为热门话题,而道家身学正是促进西方的身体现象学和心理学得以深化的重要途径。

道家身学的普遍意义——人的本性需要

      锻造以身体为本的身心和谐是道家和道教2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这也应是其他各家不得不接受的共性需要。如《帛书周易·易之义》:“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恶)死,会心者而台(以)作易,和之至也。”《尚书·洪范》云:“五福: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我国传统视实现“长寿、富贵、安康、美德、善终”的“五福”为生活的最高理想,其中以“寿”居首,故有“五福寿为先”之说。这反映了中华民族珍爱生命、祈盼长寿的理想追求与价值判断。《孟子·离娄上》云:“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守身,守之本也。”虽然我们也可从思想品德方面来理解“守身”的含义,然而从养身保生的角度却更能诠释出其本质。如程颐认为:“既不能守身,更说甚道义?……人说命者,多不守身……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3知命就要先保护好来自天命的身家性命,否则就谈不上坚持道义,因为身体是仁义忠孝的载体。正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故道士蓄发留须,全形修真,自度度人,实为大仁大孝。

      程颢将医道与孝道相提并论,也折射出道家以身体为本的理念。他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二程外书》卷十二)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为不孝。侍奉双亲必须懂医道,否则父母生病交由庸医乱治而伤身,自是“不孝”;即使自己有病也不可轻率,因为会连累亲人,不仅使父母背上“不慈”的恶名,而且对生病的儿女也不能真正落实慈爱。这并不是让人都当医生,而是要掌握些医道,以便更好地生活,不至于面对疾厄无可奈何,且能识鉴明医,免遭庸医之害。《孟子·梁惠王上》有“仁术”之说,原指将恻隐之心付诸实施的方技,后世将中医称为“仁术”,即因其能落实仁道。程颢对此有精辟之论: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近思录》卷一)

      医道是对“仁德”的最佳诠释,行仁切实体现在对身心和谐的拓展上。这既是对医道养生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仁道的极力推崇。正是在这层意义上,王阳明讲“长生在求仁”4。原本主张寂灭无生的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也关注起长生术。如天台宗初祖慧思言:“为护法故求长寿命……得好芝草与神丹……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5乃至后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诸说,皆关乎身体和谐这一虽极关键,但易被遮蔽的问题。由上可见,身体和谐乃幸福之基,长生久视系人类之共求。

      细察周围的人就会发现,现代人尤其是中青年的健康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甚至许多青少年竟过早患上老年性疾病。因为身心负担重,又无暇养生,很多人都是在不断耗损身体老本去获取所谓的“价值”,这实际上是拿命换钱。然而,随着元气的过度透支,即使花再多的钱去救命也无济于事。道家贵生,把生命永远放在首位,认为要是用宝贵的生命换取身外之物,犹如拿宝珠打鸟6,这就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道家既然如此珍重生命,自不会对身心疾病的危害熟视无睹,从而产生出蔚为大观的道医养生文化。7医圣张仲景发扬了道家这种生命理念,其著《伤寒论》序云:“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所以真正的智者,是善于养生之人。

      爱人爱己,都必须了解养护身体的知识。魏晋名士皇甫谧中年因病学医始悟:“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8懂得养生,才能尽享天寿。因此,从传统养生学中挖掘和提炼出简便高效的健身术,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需求。

     《黄帝内经》谓有道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寿臻120岁方为“尽其天年”。现代科学研究认为,人类寿命应为生长期的5至7倍,即100-175岁。可见,人具备存活这么长时间的潜力。而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人失道所致,即没能遵奉道法自然的规律,不重视摄生保健。世上最大的无知就是对于生命规律的无知,人一旦丧失健康,就等于失去了全部。因此,身学养生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而非可有可无的选修课。

     对此人生基本问题,道家早有清醒的自觉。元代李鹏飞著《三元延寿参赞书》详论生活起居各方面的养生之道,其序曰:“所谓养生者,既非炉鼎之诀,使惮于金石之费者不能为;又非吐纳之术,使牵于事物之变者不暇为。郭橐驼有云:‘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以能顺木之天而致其性焉耳。’仆此书不过顺夫人之天,皆日用而不可缺者。故他书可有也,可无也;此书则可有也,必不可无也。”9汤用彤读《道藏》札记特选录此语,并按云:“很好!”10汤著皆尽量避免表现自己的主观好恶,而此处难得的感叹表明了他对道家基于人本性需要而敬重生命的普世价值的共鸣与契赏。

身心问题的彰显——社会发展的必然

     道家养生的现代复兴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有合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处。人类历史活动的初期必须围绕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一中心来展开11。但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人的基本物质需要满足后,就会使人的自我身心和谐等精神需要凸显出来。而道家养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恰在于身心灵之间的和谐,如“身心合,性命全,形神妙,谓之丹成”12。这种身心和谐观正是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亟待加强的重要环节。在国内学界,汤用彤和汤一介先生较早明确提出身心和谐问题,并上升到哲学和文化的高度加以开创性地研讨,对于推动道家道教和传统养生的学术研究可谓开风气之先。

     21世纪的医学出现了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向,而道家身心和合、身国同构的养生理念正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养生必须建立在人与其家庭、社会关系等生存环境和谐适应的基础上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而不仅是单纯的治病。身心和谐的效果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直接相关的。

     在历史上,虽然宣扬无生、往生极乐的佛教徒远远超过追求道教长生的人数,但这并不能降低道教的历史地位和潜在价值。任继愈指出:“事实表明,道教典籍中可供发掘的东西非常丰富,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甚至更重要。”13汤一介先生认为,对道家道教的研究虽相对薄弱于儒、释,但中国哲学从历史上看,是儒释道三家互动的格局,因此,加强对道家道教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14陈寅恪亦言:“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似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15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中国文化今后应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对于把握自身哲学思想的根基,真正融会西方的优长,建构起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十分重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汤用彤晚年治学重点转向道教,在学部委员会议上强烈呼吁道教研究的迫切紧要性,积极倡导道教史学科建设。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更有条件采用各种方法以尽可能地延长寿命。如今,道家的养生功法在修心养性、健身治病方面的特殊疗效16开始引起世人注意,并被称为“打开人体科学大门的钥匙”17。但在物质技术与精神生活都尚未协调好的形势下过早地讲这些道门功法,有时难免给人以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国学大师梁漱溟从整体人类文明进程的高度对道家养生法作了定位分析,他认为,气功疗法原出道家,但只是其功夫之初步,远未进入内在自觉性能加强的一步。功夫深入必如《老子》所云:“致虚极,守静笃。”在日常生活中,在用功中,恬淡无为,而世人大多不能也,不能,便出问题。轻则种种幻觉,重则入魔发狂,自惊惊人,人们不能不视此为畏途矣。“然道家之学自有其真价值,固将有其前途无可疑也。”18

      建设和谐社会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身心和谐的社会群体。但在物质生活相对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所面临的精神问题和身体危机却愈加严重。因此,现代人在追求各种目标时,应将身心和谐放在关键位置,发展出更为健康的体魄与完善的人格。道家身心合一的养生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在当代已呈现出新的活力。道家文化为世人身心健康提供了丰富的方法和资源,我们应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态度认真吸取运用并加以适当引导,以便更好地为人民大众的生活造福。

     [作者:赵建永,单位:天津社科院哲学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汤用彤与20世纪宗教学研究新证”(编号11CZJ001)、天津社科院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哲学新领域的开辟——从文化研究到生活哲学”(编号14YZD-06)阶段性成果。]

            

注:

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153, 154.

2.本文所用“道家”与“道教”,是从其一脉相承的身心观方面论之。在这层意义上,二者涵义互通,可互换。

3.《二程遗书》卷十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5页。

4.王阳明:《赠阳伯》,《王阳明全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73页。

5.(陈)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愿誓文》,《大正藏》第四十六册,第791页。

6.典出《庄子·让王》、《吕氏春秋·贵生》中“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之语。

7.汤用彤认为,秦汉之际道家的新发展表现在,衍为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家、神仙家(如《楚辞·远游》)和黄老学。《汤用彤先生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

8.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国医学大成》第34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9.《正统道藏·洞神部·方法类》深字帙,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册,第526页。

10.汤用彤:《道藏资料杂抄》,《汤用彤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3页。

1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12.李道纯:《中和集》(六卷),《正统道藏·洞真部·方法类》光字帙。

13.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14.汤一介:《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5.陈寅恪:《审查报告三》,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0页。

16.梁漱溟认为:“其所以收神效者:在止绝思虑之外驰,俾大脑好好休息下来,而后植物性神经系统下诸功能向时受它干扰而致损伤内部者,便因正常运行之规复而修复其损伤,无须乎用药而远胜于药物。”《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

17.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8.《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343页。